电力低碳转型，煤电行业何去何从？

近日，由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和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主办的“‘双碳’目标下电力低碳保供策略与政策研究系列研讨会”在线上启动。首期研讨会的主题为“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推动煤电功能定位转型”。

本报记者在研讨会上获悉，电力低碳转型绝非易事，需要兼顾低碳与保供，协同推进煤电的转型退出和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特别是对存量规模巨大的煤电，当下的关键是要尽快明确不同阶段煤电定位与价值，并建立相适应政策市场环境，使煤电积极转向调节备用、兜底保供资源，在低碳转型的同时，更好地为近中期的电力供应安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服务。

传统煤电要转变定位

    “煤电行业不要低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速度。”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陈宗法建议，对于传统煤电，要转变定位，以“清洁、高效、灵活、托底”为转型方向，实施“严控增量、改造存量、有序减量”策略，具体走“煤电+”以及“严建、改造、延寿、减发、退出”的路子。    

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陈宗法表示，要保持战略定力，全力跑出发展加速度。“十四五”期间，要以高质量跃升发展为主题，以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为重点，通过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市场化“四大发展”，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来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发展方针也要进一步多元化，集中式与分布式、陆上与海上、就地消纳与外送消纳、单品种开发与多品种互补、单一场景与综合场景、发电利用与非电利用多措并举来推动可再生能源跃升发展。同时，要着力解决新能源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要求配套煤电储能、用地用海限制、非技术成本增加、参与市场交易风险凸显、新项目盈利能力下降等问题。

实现“双碳”目标还需要体制与机制创新    

碳达峰碳中和与国家气候变化目标相关。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认为，要实现“双碳”目标，2030年以后特别是2035年以后，能源系统转型尤其是电力系统转型需要加速，因为电气化大趋势下电力系统是能源系统的核心，而风电和光伏将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力。电力和工业需要在“十五五”初期碳达峰，否则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将面临较大的挑战。研究显示，2030年前，能效提升对能源系统碳中和的贡献占比可高达66%。为了实现“双碳”目标，除了技术上需要创新外，还需要体制与机制创新，包括电力市场改革、碳市场发展以及碳市场与绿色电力市场协同，尤其是碳市场将会对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发挥较大的作用。

    围绕实现可再生能源与煤电协调发展的路径这一议题，张希良表示：“我国提出2030年风电和光伏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2030年风电和光伏需要达到18亿千瓦才能真正满足国家的新增的能源消费需求。在2025年和2030年，风电光伏还不能满足能源需求，仍需要煤电来保证。”可再生能源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大比例的新能源占比也会造成较大的问题，需要发展容量市场、继续推动市场化。过去可再生能源都是从供给侧提供补贴等政策来驱动，将来应考虑如何激励需求拉动可再生能源消费，例如推动绿电市场、碳市场和可再生能源融合从而促进可再生能源更好的发展。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中国的煤炭消费和煤电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因此煤电转型和煤电退出问题必须由中国来解决。煤电应当成为碳中和的助力，为碳中和保驾护航。煤电经过改造是很灵活的，同时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稳定提供服务和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驾护航。

电价调整非常有必要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能源的要求，是既要保障有能源可用，又要低碳清洁，还要有价格竞争力。在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看来，“以风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并不等于有效容量，在现阶段可再生能源需要火电来提供调峰备用。另外，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碳排放差异很大，碳减排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收益无法确权，很难匹配。”他表示，由于碳减排是有成本的，但是直接收益并不明确，所以国内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那些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的地区和行业。如果按纯排放领域，应主要集中在二氧化碳排放大省和大行业。但综合来看，排放大省山西重要，北京同样很重要。这是因为山西减排潜力比较大，但北京减排带来的价值比较高。

    值得关注的是，郑新业认为电价调整是必要的：“系统成本和电网成本等加在一起的时候，供电的成本就会上升。随着供给侧产业结构越来越清洁，需求侧的价格承受能力越来越高，能够更多承受比较高的转型成本，能源价格冲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要用好政策工具，匹配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价格政策和机制。”

    谈及电力体制改革时，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经济专委会主任戴彦德表示，要保证公用事业部门维持行业基本的利润率，防止煤电部门出现大幅度亏损，促进行业有序、健康地转型发展。